此时重提“人民币结算石油”, 暗含一个不容忽视的政治逻辑
人民币国际化的国别策略与全球货币治理改革
文｜张发林；杨明真；崔阳
来源｜国际经贸探索
▲ 图源：互联网
人民币国际化既是中国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提升的结果，更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维度。在国际秩序变迁的复杂背景下，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由“稳步推进”向“稳慎推进”转变，这也体现出人民币国际化将面临更多的挑战和阻力。事实上，自“人民币国际化”正式成为官方话语和战略以来，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几经起伏。尤其是经历了2010年至2015年的快速发展后，2016年至2020年间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总体呈现出速度放缓的趋势。由此，如何有效和稳健地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成为学术界和政策界的重要研究问题。
与此同时，由于存在“特里芬难题”（编者注：指以单一国别货币充当世界货币时，该货币将面临保持币值稳定和提供充分的国际清偿力之间的矛盾）和国际收支失衡、制度性缺陷和国际货币组织效率低下、美元霸权与国际货币权力结构失衡等问题，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不可持续，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有责任积极参与全球货币治理以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然而，全球货币治理的制度性变革进程缓慢，治理结构呈现出“中心-外围”的不平衡特征，治理体系出现了碎片化趋势。在此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不仅是中国融入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内容，更是中长期内中国参与和推动全球货币治理改革的有效方式。一方面，人民币国际化能够提高人民币的地位和重要性，从而使中国在参与全球货币治理的进程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另一方面，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弥补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缺陷，人民币对美元的部分功能替代有利于推进国际本位货币的去美元化和多元化，增强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从而减少美元“不负责任的特权”给世界带来的风险。
既有研究多从宏观层面探讨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从国际层面分析人民币国际化的一般性策略，从国家间层面讨论人民币国际化的政策效应和竞争效应，但在实践操作中，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从微观到宏观的过程，只有在微观层面（如个人、企业、国家）具有吸引力，人民币才可能在宏观和国际层面最终发展为国际货币。本文正是聚焦在人民币国际化比较微观的层面，但并非从个人或企业的国内微观市场主体出发——这种视角常为经济学和金融学研究所采用，而是从国家出发，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域下，从人民币国际化在全球层面遇到的阻力入手，思考人民币国际化的国别策略，并在此基础上探寻全球货币治理改革之道。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在纵向的时间维度和横向的问题领域维度，都出现了差异和波动。从时间维度而言，在经历了2010年至2015年的快速发展后，2016年至 2020年间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总体呈现出速度放缓、波动变大的趋势。在问题领域维度，人民币国际化在贸易、投融资和外汇储备等方面的表现存在较大差异。2020年人民币的全球支付份额排名为第五位，相比2015年第四位的历史高位有所下降；在国际投融资领域，2020年人民币计价国际债券余额较2015年的历史高位萎缩了近30％；在外汇储备领域，2020年全球官方外汇储备中人民币所占比重仅有2.25％。上述差异和波动显示出人民币国际化存在较大的阻力和问题。
（一）美元禁锢：霸权货币的排他效应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在国际金融结构中的中心地位使其拥有了对外围国家的结构性国际金融权力，美元霸权的核心内涵之一便是这种结构性国际金融权力。随着美元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迅速扩大，一个以美元为核心的全球货币网络最终形成。这个网络并不是平衡和对称的，而是一个存在中心和外围的依附性网络，位于中心的是美元，包括人民币在内的其他货币都处于外围。作为全球货币网络的中心货币，各国对美元的需求都将创造和强化对美元的网络性依赖，并且由于“货币依赖”效应的存在，外围货币要进入货币网络的中心都会受到美元的阻挠。因而，美元霸权本质上是一种具有强排他性的货币权力，这种排他性货币权力主要来源于美元的国际货币职能和美国政治经济实力的护持。
就国际货币职能而言，美元在全球储备资产、外汇交易、国际贸易和投融资领域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美元霸权地位的确立始于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美国依靠贸易顺差和资本输出两种手段使美元迅速成为各国通用的国际货币。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继续通过资本输出实现了使大部分国家持有并使用美元进行对外支付的目的，巩固了美元在全球范围内的霸权，各国对美元的依赖进一步加深。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但是凭借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及其主导的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美元依然在全球范围内发挥着计价手段、交易中介以及国际储备货币等国际货币职能。此后，国际贸易增长迅速，美国与其他国家的交易量巨大，这进一步降低了全球范围内使用美元交易的平均成本。更为重要的是，美元作为霸权货币具有惯性，因此尽管美国如今已不再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但美元仍然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货币。以支付结算为例，截至2021年8月，美元在全球跨境支付中所占的份额继续保持第一位，达到了40.04％，而人民币的份额仅有2.15％。
美元的排他性权力也与其自身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实力密切相关。美国庞大的军事联盟体系为维系美元的霸权地位提供了条件，美国通过为盟友提供安全保护获得支配或影响他国货币政策的权力。20世纪60年代，联邦德国之所以愿意持有大量美元储备，并公开同意不再从美国国库购买黄金，主要是为了换取美国对联邦德国的军事安全保护。沙特阿拉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同意用美元计价出口石油也是出于对美国权力的依附，以获取美国对沙特的军事保护。除此之外，美元的排他性权力还表现为当美元的霸权地位受到挑战时，美国会动用自身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来维护美元的影响力。一些学者认为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打击欧元，维护美元的霸权地位。
（二）政治优先：政治关系的货币政策外溢效应
人民币国际化不仅是经济层面的问题，政治关系也是其重要基础，尤其双边政治关系对于人民币国际化在不同国家的推进有决定性影响。正如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所指出，政治因素在国际货币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政治因素能够通过塑造对国际货币的信心、改善货币流动性和交易网络等方式间接地影响市场和国家行为体的选择，同时还能够通过货币发行国和他国的双边关系直接影响货币国际化进程。基于中国的经验分析也发现，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具有推动作用，而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境贸易结算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渠道。由此可见，人民币国际化不仅遵循经济规律，更遵循政治逻辑。中国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既要保持重大政策一致性，也要与其他国家保持政治沟通和高层互动，从而为人民币国际化营造良好的政治环境。
以中韩政治关系与人民币国际化在韩国的发展为例，双边政治关系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可见一斑。中韩政治关系受韩美关系、朝核问题等外部因素影响长期以来并不稳定，这导致人民币国际化在韩国的发展趋势随着两国政治关系的波动出现阶段性的变化。2014年以前，韩国对华贸易中使用人民币结算的比重一直低于2％；2014年，中韩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并发表《中韩联合声明》，达成了多项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协议，此后韩国对华贸易中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的比重大幅增加，截至2016年初达到了6％；而2016年下半年韩国同意美国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后，中韩政治关系遭受严重冲击，人民币国际化在韩国的进程也因此受到影响，两国贸易中使用人民币结算的比重甚至出现回落。这充分反映出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对其货币关系有直接的影响，在特定货币没有形成结构性优势之前，稳定的政治关系是维系和加强国家间货币关系的重要保障。
（三）根基薄弱：人民币国际化的国内策略与政策问题
人民币国际化需要坚实的国内基础，中国的国内经济制度和政策尚未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快速推进奠定坚实的基础。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是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最主要的阻碍。一方面，资本项目可兑换是实现货币国际化的前提条件。货币不能完全实现可兑换会影响货币持有国对该货币的处置便利，最终导致货币持有国谨慎持有该货币。但另一方面，资本账户开放意味着一国的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等要素市场将面对更多的外部冲击，宏观经济政策也将直接受到全球经济周期的影响。然而，中国的市场发育程度仍然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金融体系仍比较脆弱，大规模跨境资本流动很可能导致中国的资产价格出现大幅波动，更易遭受国际投机者的冲击。因此，如何平衡资本项目开放带来的风险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然性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此外，人民币的国际流动性不足也成为阻碍人民币国际化的一大难题。货币的国际流动由流出和回流两个部分组成。一方面，一国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就必须在世界范围内被其他国家大规模持有，也就是实现所谓的“资本输出”。从英镑和美元国际化的历史经验来看，这两种货币的国际化都是以充足的国际流动性为基础，进而在贸易和投资领域逐渐被各国广泛使用，最终成为国际货币。而人民币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性仍很有限，还难以达到支持人民币国际化的水平。以对外直接投资为例，2019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存量占GDP比重仅为14.8％，低于发展中国家22.8％的均值。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国内金融市场受到严格管制，海外资本进入中国市场进行投资的难度较大，可供投资的人民币金融资产的种类有限，造成人民币回流缺乏畅通的渠道。正如2018年中国银行发布的《人民币国际化白皮书》所指出的，人民币投资渠道相对有限和境外人民币来源不足是当前制约人民币计价功能的主要因素，而发挥人民币的计价功能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步骤，由此可见人民币流动性不足将会制约人民币国际化的进一步发展。
2 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国别策略
上文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现状和问题进行了分析，人民币国际化在全球范围内所遇到的阻力和挑战为继续深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了思考，这些思考既包括如何系统地理解和解释人民币国际化不如预期的发展，更包括如何制定策略以破除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阻力。虽然相关研究已经从宏观战略、国际货币理论和实践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层面做出了尝试，但这些破除之道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就宏观战略而言，如前文所述，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已由“稳步推进”转向“稳慎推进”，这种战略层面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国际秩序调整和国际体系波动的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遇阻后的调整。从国际货币理论和实践出发的研究忽略了最核心的政治变量，因此很难有效解决国际政治经济视域下的问题。另外，在国际货币体系层面，体系和制度的路径依赖导致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进展缓慢，诸多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方案都难以付诸实践。从宏观和整体主义的视角而言，人民币国际化就是要在世界范围内增加人民币的使用，但这种整体主义目标的实现路径需要还原到具体的国家和具体的手段上，因此，更为有效的方式是通过人民币国际化的国别策略来破除上述阻力。
概括地讲，所谓国别策略是指实施国针对不同的对象国制定的差异化策略。从路径目标来看，国别策略并非是停留在国家层面的静态策略，而是一种由国内到国外、由国家到国际的动态策略。从问题领域来看，国别策略可以被运用到跨国交往的诸多实践当中，比如经贸投资、政治外交和文化交流等。在国际经济领域，已有研究发现菲律宾政府在选取双边自由贸易合作伙伴时采取了国别策略。具体到人民币国际化的研究，尽管也有学者零星地使用类似的表述，如“政府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时有计划且有选择地培养人民币离岸中心”，但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国别策略进行系统性论述的研究还有不足。有鉴于此，基于以上对国别策略的讨论，人民币国际化的国别策略是指：中国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针对不同的对象国制定的差异化动态策略。由此，人民币国际化的国别策略包含了两个核心的内涵：一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对象次序选择，二是确定对象次序之后的策略制定。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对象选择和实施策略制定，需要充分考虑货币国际化的条件和基础。
货币国际化条件和基础大致可从三个维度进行分析，即国内、双边和国际。国家间关系的亲疏远近是在不同国家和区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最具操作价值和实践意义的前提条件。因此，依据更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相关条件，对不同国家进行分类和排序，对中国的货币伙伴进行筛选，差异化定位货币合作伙伴，并根据不同的国家制定针对性和精细化的国别策略，是在国际秩序变革期继续深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方面。就单个国家或经济体而言，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主要涉及如下三个方面：货币势力范围、双边政治关系、双边经贸基础，人民币国际化的国别策略需要从这三个方面进行思考。
首先，在非主导货币的势力范围和主导货币势力范围的非核心区域，人民币国际化受到既有货币依赖的阻力相对较小，这些势力范围内的相关国家或经济体应是首先考虑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目标对象。货币势力范围是指主权货币跨越国界所形成的影响范围，具体表现为某种主权货币在特定国家的国际贸易、国际投融资和外汇储备等活动中充当国际货币，甚至在其国内经济活动中代替本国货币。主要货币的势力范围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国际货币权力结构，势力范围和权力结构的形成是一个复杂且漫长的过程，是不同国家政治经济实力较量和国际权力博弈的结果，关于国际货币权力的相关研究对此已有较为深入的分析 。货币势力范围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效应，一旦形成很难在短期内轻易改变。如前文所述，在特定时间节点上业已形成的货币依赖构成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巨大阻力，因此，对不同国家所处货币势力范围进行分析，是制定人民币国际化针对性策略的前提。
当前国际货币势力范围大致可分为三大区域：美元区、欧元区和非主导货币区。对货币势力范围的一个较为严格的划分标准是：当地法定货币是否部分或全部被其他主权货币替代，或以其他主权货币为锚进行价值调整。以此标准，各种不同形式的美元化逐渐形成了美元的势力范围，这一范围至少已经扩展到了60多个经济体，形成了一个以美元为核心的全球货币网络。除了欧元区国家外，欧元势力范围还涉及梵蒂冈、安道尔、摩洛哥等诸多小国或地区。对货币势力范围的划分，还可以从国际贸易计价货币、国际金融交易媒介和国际储备货币等货币职能视角进行更加细化的分析，但是，不同货币职能维度的分析可能会得出关于货币势力范围的不同结论，如以国际贸易计价货币进行测量，人民币也已逐渐形成其势力范围，而如果这一测量标准换为国际储备货币或者国际锚货币，人民币的势力范围将大幅缩小。因此，如何客观地度量主要货币的势力范围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究，关于货币地理和货币地缘空间格局的研究已做出了较多有益尝试。
其次，双边政治关系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最根本基础，政治关系越融洽和稳定，政策手段的选择和实施越合理，人民币国际化在目标国家的长期发展就越有可能实现。从微观市场主体的视角而言，跨越国界的货币关系和活动与其他国际经济活动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异，而从国家的视角而言，国家间的货币关系具有强权力属性，国家间货币关系的建立并不是微观市场间关系的简单集合，而是代表着一种货币权力格局。这意味着国家为了获取更多的国际货币权力，会主动制定战略和采取措施，在政策和外交层面推动本国货币的国际化，同时也意味着国家间货币关系在形成之初和发展过程中会受到国家间政治关系的显著影响。从理论上而言，微观市场的自主选择会推动特定货币的国际化，但历史上主要大国货币的国际化都不是纯粹的市场选择过程，而是国家有意识的政策选择和策略实施的结果。
人民币国际化近年来的欠佳表现，除了美元霸权的制约作用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国际政治关系的不稳定，以及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系统性策略的不足。双边政治关系受到历史因素、国际环境和国内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货币依赖尚未形成之前，政治关系的波动会直接影响双边的货币关系。因此，从一般意义而言，能与之建立或已建立较为稳定的政治关系的国家或经济体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目标对象，且这种稳定的政治关系应不受其他货币大国操控或影响。
在这些目标对象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需要具体的策略手段，市场选择的自发手段单独作用，很难实现货币国际化。历史上，美国正是通过一系列政策和策略推动了美元国际化，二战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和“道奇计划”增加美元的国际流通，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1958年至1971年间美国为维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外交努力，70年代中期美国与中东石油国家确立的石油美元交易机制，80年代美国与日本等国签订的《广场协议》，21世纪以来美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的货币打压，以及对实施石油去美元政策的国家的经济制裁等等，都是美国建立和维系其货币国际地位的策略手段。在不同的货币势力范围内，根据与不同国家的政治关系，人民币国际化也需要有效的策略，这些策略既包括让利和互利等积极手段，也包括惩戒和制裁等消极手段，应加强对这些策略的系统分析。
最后，即使是在霸权货币影响力较小的区域，且中国与区域内国家建立了较为稳固的政治关系，双边经贸关系依然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条件。历史上，即便是在主要依靠军事实力和强制力量所建立的大英帝国殖民体系内，密切的经贸联系也是英镑得以广泛流通，并成为霸权货币的重要基础，“帝国特惠制”正是致力于建立和维系这种稳固的经贸联系的制度安排。这种稳固的和排他性的经贸制度安排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元国际化的主要障碍。美元霸权的建立也是伴随着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世界贸易体系的建立最终完成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的发展推动了人民币在沿线国家的国际化发展，这同样体现了经贸联系对货币国际化的积极推动作用。但是，经贸基础是货币国际化的一个必要但非充分条件，上文所述的货币势力范围和政治关系是另两个决定性因素。人民币国际化近年来发展速度放缓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中国与一部分国家已建立了十分密切的经贸往来，这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坚实的市场基础，但是人民币国际化在全球范围内还是遇到了阻力，最主要的障碍便是美元霸权和政治关系的不稳定。
总结而言，人民币国际化的国别策略需考虑三个因素——既有货币势力范围，政治关系和经贸基础。需要指出的是，这三者之间并非彼此独立和割裂，而是具有明显的相互作用和内在联系。由既有货币势力范围形成的国际货币权力结构是后起货币的国际化必须面对的现实背景，而政治关系和经贸关系正是这一背景下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手段。对包括人民币在内的新兴大国货币而言，国际货币权力结构是其国际化道路上业已存在的“地形图”，伴随并影响该货币国际化进程的始终。从历史上的货币国际化实践来看，政治关系和经贸关系对大国货币的国际化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单独凭借政治或经贸关系所建立的货币关系往往都是不对称和不平等的。通过政治关系所推动的货币国际化更多表现为国家间的一种不对称双边关系，而通过经贸关系所推动的货币国际化会逐渐形成一种中心—外围的依附性国际货币结构，甚至国际经济结构。这两种结果均不符合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则和目标，为更加有效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构建更加合理和平等的国际货币结构，政治关系与经贸关系协同发展的方式就成为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新路径。具体到操作层面，通过对货币势力范围进行界定，圈定出非主导货币的势力范围和主导货币势力范围的边缘区域，然后对这些区域中的国家进行双边政治关系的排序，在双边政治关系较为稳定的国家中，再次对双边经贸联系进行测量，具有更为密切经贸联系的国家，便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优先选择目标对象。
3 国别策略下的全球货币治理改革启示
上文所述的国别策略不仅有利于破除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所遇到的阻力，也为全球货币治理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从概念层面来看，全球货币治理既是全球治理在国际货币领域的具体化，也是“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试图解决国际货币体系相关问题的组织结构（architecture）和体制（regime）的总称”。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所存在的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始就存在的“特里芬难题”和国际收支失衡问题；二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性缺陷和国际货币组织的低效问题；三是美元霸权与国际货币权力结构失衡问题。由于上述问题的解决超出了单个国家的能力，全球货币治理存在需求和必要。然而，全球货币治理进程缓慢，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也陷入了“均衡困境”。因此，对当前全球货币治理进行改革的呼声也愈发高涨。在这一问题上，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全球性制度改革、区域性制度建设和国内策略的国际效应等方面，从国别策略视角进行探讨的研究较为欠缺。从直接作用来看，通过国别策略推动的人民币国际化对于国际货币体系稳定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从间接作用来看，上文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阻力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国别策略的分析，为全球货币治理有效性的提升带来了一些启示和思考。
首先，改变国际货币权力结构是推动全球货币治理改革的关键。国际货币权力结构最核心的内容是与货币相关的国际制度。因此，推动全球货币治理改革的根本在于推动相应国际制度的变革。但由于国际制度存在路径依赖以及制度本身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制度变迁往往面临着巨大的阻力。一些比较政治和国际制度理论研究达成了一个广泛共识：既有制度不能被轻易或即刻改变，外部冲击将导致制度变迁。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这一典型的外部冲击并未导致国际制度和国际货币体系的革命性变革，当国际货币体系处于无重大外部冲击的相对稳定时期，国际制度变革就更为棘手和困难。因此，渐进变迁成为了国际制度变革的重要方式。
有别于宏观层面的变革，人民币国际化的国别策略将有助于推动全球货币治理从国内到国际，从微观到宏观的渐进变革。如上文所述，国际货币权力结构源自主要货币势力范围的相互交织。因此，推动全球货币治理制度结构变革的关键在于拓展人民币和其他非霸权货币的势力范围，从而对霸权货币的势力范围产生稀释作用。由于霸权货币会试图长期锁定这一势力范围，而且势力范围背后是这个国家（或经济体）综合实力的支撑，直接对势力范围和国际货币权力结构进行调整具有很大的难度。对中国而言，较为可行的就是通过国别策略继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从人民币国际化十余年的发展历程来看，人民币的国际货币地位和中国的经济实力仍存在较大的不匹配，尚未形成能与美元区和欧元区比肩的人民币区，这不利于中国在全球货币治理中赢得更大的话语权。在当前中国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背景下，前文提出的人民币国际化的国别策略将有助于逐步扩大人民币的货币势力范围，使得国际货币权力结构和全球货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
其次，改善双边政治关系在全球货币治理改革中具有决定性作用。尽管全球货币治理在制度上存在路径依赖，相关国际制度成为全球货币治理得以推进的保障，但是全球货币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同样需要大国间的政治关系来保障和推动。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大国关系，中美关系与全球货币治理之间需要建立良性互动机制。一方面，全球货币治理的改革目标要有助于推动中美关系朝着协作的方向发展，以共同解决全球性问题。另一方面，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中美关系会影响全球货币治理的推进速度。当中美关系发展良好时，全球货币治理及其改革相对更容易推进和提速；而当两国关系出现困难时，治理和改革进程则很大可能趋缓，甚至停滞或是倒退。以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中美关系为例，奥巴马执政时期相对稳定、以合作为主的中美关系在较大程度上推动了全球货币治理体系改革。其中，代表性事件之一就是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这一制度变化的关键在于美国是否支持。而在特朗普执政中后期，中美关系逐渐恶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包括全球货币治理在内的众多治理领域出现危机。拜登上台后，美国国会通过了一系列对华竞争法案，全球货币治理的前景依然不乐观。总之，鉴于中美关系与全球货币治理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影响，在二者间建立良性互动机制是推动全球货币治理改革的重要方面。
此外，从更广义的角度而言，大国间的政治关系对全球治理有效性有显著影响。大国关系决定着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方式与趋势，并由此影响全球治理的有效性。全球治理的有效性至少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制度功能有效性，即解决相关全球性问题的组织结构和体制发挥了预期的功能；二是问题解决有效性，即具体的全球性问题得以全部或部分解决。就制度功能有效性而言，大国间政治关系与国际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有密切联系，国际关系理论对权力政治与国际制度间的关系早已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尽管存在更加强调权力政治或国际制度的不同观点和理论，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权力政治与国际制度间的相互影响是同时存在的。国际制度的有效性深受大国间政治关系和国际层面的权力政治影响。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既需要具有功能性和专业性的国际制度，也需要具有政治性和象征性的权力政治，大国间政治关系正是权力政治的最集中表现。
最后，国际经贸格局对国际货币体系也有重要影响，并进而影响全球货币治理的内涵与方式。作为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涵，国家间的经贸联系形成了国际经贸格局。为了满足国际经贸联系中的货币需求，国际货币体系也应运而生。随着国际经贸格局的变迁，国际货币体系在不断演进，全球货币治理的内涵也在发生变化。然而，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算起，国际货币体系的调整往往滞后于国际经贸格局的变迁，这就使得国际货币体系面临美国经常账户恶化和国际收支失调等问题，从而给全球货币治理带来了需求。虽然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但中国占主导或中美欧三足鼎立的国际货币体系还远未形成。这种不一致所带来的国际货币体系问题与全球货币治理需求在 2008年金融危机后进一步凸显。对此，学者们大多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角度提出解决方案，而较少聚焦于国际经贸格局的变化对国际货币体系和全球货币治理的影响。
即使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出现危机的时代背景下，增加而非减少全球范围内的经贸联系更加有利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全球货币治理，其原因有三：一是增加经贸联系会使得国际经贸格局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从而加速多极化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成；二是增加经贸联系将提升货币大国间的利益和观念共识，从而为全球货币治理的改革提供动力；三是增加经贸联系也有利于上文所述的政治关系发展。全球货币治理的有效性有赖于国家间不断增加的经贸联系，“经济脱钩”“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去全球化”等都不利于国家间经贸联系的增加与改善，对全球货币治理将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4 结语
历史上，大国经济发展都伴随着不同程度的货币国际化，但是，主要大国货币的国际化都不是经济发展的直接结果，国家经济实力不会自动转化成货币权力，有意识和成体系的货币国际化策略尤其重要。中国已逐渐形成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宏观战略，且这一战略在国际秩序变革期出现了更加审慎的转向。但是人民币国际化遇到的阻力和挑战也显示出，在人民币国际化的宏观战略下，成体系的国别策略存在不足，实施这些国别策略的具体手段也没有得到较为系统的研究。通过分析人民币国际化遇到的阻力，人民币国际化的国别策略得到了初步探讨，而如何制定和有效实施人民币国际化的国别策略，也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重要研究议题。
在全球货币治理层面，人民币国际化的国别策略为全球货币治理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有助于由国内到国际，从微观到宏观地推动全球货币治理的渐进式变革。国际货币权力结构的整体性调整面临着巨大的阻力，在当前中国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的国别策略将有助于逐步扩大人民币的货币势力范围，使得国际货币权力结构和全球货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在逆全球化趋势显现、单边主义盛行、大国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全球货币治理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人民币国际化的国别策略将为积极推动全球货币治理改革提供新的思路。
*文章转自“国际经贸探索”，限于篇幅，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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